这类制度其实就是对福利国家的政治所施加的紧急的宪法性自我限制。
同时，第3条第4款既然规定的是一个框架性的纵向权力模式，其中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就还应具有整体协调的功能，即各个地方发生矛盾时，中央有协调矛盾、作出处理的权力（不仅仅是协调矛盾，还应有权作出处理决定）。宪法第90条第1款为什么不仅规定了部长或主任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而且规定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不是由组织法而是由宪法规定）。
更有论者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不是固定的，民主和集中的矛盾双方是互相转化的，有时民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时候集中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没有第2款、只有第3款就是专制集中制（类似于独裁），没有第3款只有第2款就可能是完全民主制（类似于西方民主）。这一款还需要解释的是，中央的统一领导中的领导是什么意思？是所有中央国家机关对所有地方机关都有领导权么？从宪法有关具体规定来看，只有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内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是中央行政机关（国务院）领导地方行政机关，[27]中央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检察机关。这其中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检察院内部的权力运作，而是涉及到了检察院和人大常委会的关系，而涉及到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时，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表现出来了，即权力机关之下的某个机关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时，可以将此问题上交到权力机关决定，由于权力机关代表民意，所以它有权集中解决其它次级国家机关解决不了的问题，或它们上交的问题，或人大认为它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55]这时人大就可能是在行使检察权。至于宪法第94条只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没有规定向人大汇报工作，[49]这也许是将来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具体化的地方。
毛泽东：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页。这里的讨论决定的主体是谁？是部长（主任）？还是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笔者认为，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讨论决定是连带的，都属于部长(主任)。[4]《人权法》的立法目的就是在国内法层面上进一步保障这些受国际公约保护的权利。
具体地说，原则上属于程序性保障的权利应该完全接受司法审查，此类权利就归为司法终局性的权利。[96]这就可能使得法院更热衷于根据《人权法》第3条的规定，通过解释的方式修改法律，从而即时救济当事人的权利。1973年后，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进一步推动了英国人权保护的发展。[80]诉至欧洲人权法院后，原告必然主张其公约权利受到英国政府的侵害。
这是英国议会第一次要求法官告知其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存在哪些不一致。既然如此，违宪审查在英国又从何谈起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人权法》的地位。
[49]雷斯特也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在适用《人权法》判断国内立法是否与宪法性权利法案冲突时，英国法院就近似于一个普通法系国家的宪法法院。通过光荣革命，英国建立了选举自由原则，废除了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增税的权力，以及建立了议会的自由言论权。这种快速修改法律的途径使得受到侵害的公民和政府双方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都较少。[74]英国学者尤因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尽管法院无权撤销国内立法，但不一致宣告以间接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因为政府几乎一定会修改法律。
[93]原告在不一致宣告发布3个月后被释放。虽然国内最高法院已经确认英国法律与公约权利相抵触，但英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救济措施保护公民的公约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权法院可能判决英国政府败诉，从而英国政府不得不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基于国际法义务修改国内立法。大多数欧陆国家在反思中认为应该加强法院的角色，以免公众的偏执再次导致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恶果。法院发布的是不一致宣告，而不是直接发布一项议会立法侵犯人权的声明。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法院便致力于保护人权。因此也有英国学者认为，囊括进《人权法》中的《欧洲人权公约》在实践中就是英国的人权法案。
[1]其中最为重大的两项是：上议院的司法功能被新成立的最高法院取代。因此，英国的不一致宣告模式与其他国家的法官有权推翻议会立法的模式比较，就不像表面上看那样天渊之别了。
因此，维护议会主权的愿望贯穿了《人权法》的制定过程。二、维护议会主权的违宪审查 （一）弱型违宪审查[42]的权力依据 为了在英国国内赋予《欧洲人权公约》以法律效力，《人权法》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达成立法目的。只有当权利法案的实际法律效力优于与之相抵触的议会立法，这种制度才能发挥最大能量。《欧洲人权公约》第35条要求当事人必须穷尽国内的救济措施后才能到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国内的政治压力仅仅是不容政府忽略不一致宣告的一个重要因素。[41]该模式对《人权法》确定的违宪审查模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美国国会不得不修改相关条款，用以替代因法院宣布违宪而不予适用的条款。[18]综合这些因素，议会几乎不可能制定一部反人权的立法。
[99] 布朗案[100]判决无疑是美国最高法院推动美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这一判决的执行却引来了持续不断的争议。[38]如何既能确保议会至上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权成为了立法的核心技术问题。
因此，英国各界人士或多或少都担心，至高无上的议会权力可能由此转移到法院手中。[53]然而，政治压力使得不一致宣告发挥的实质效力几乎等同于推翻法律的权力。
但与《解释法》不同的是，《人权法》中注入了很多实体价值，并在原则、政策和刺激法律发展的所有价值之中，赋予这些实体价值一个优先、但又并非不能改变的位置。因此，也有学者质疑，法官通过解释直接修改法律以消除立法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与法院有权推翻违宪的法律相比，到底哪种方式更大程度地掠夺了立法机关的权力？[102] 不一致宣告表面上不具有规范约束力，但实际效果却是有力的。因此，作为宪法的合法性事实，议会应该是至上的。欧洲法院的判决对各国都具有约束力，由此大大提高了各成员国人权保护的水平。
在选举获胜后，新组建的工党政府发布了《将权利带回家》的白皮书。此外，第3条赋予法官的强大解释权也被视为《人权法》不同于其他普通法律、具有更高地位的证明。
[91]尽管不一致宣告很有可能促成议会或政府将来修改法律，但并不自动、即时地救济当事人。这些国家的法院也有权通过解释修改法律使其符合宪法规定。
欧盟法的直接效力事实上限制了英国议会的主权，[32]并且，若国内法律与欧盟法相冲突，英国法院不能适用国内法律。加之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分支应当互相礼让是英国宪法的一个要求，法院发布的一项法律宣告基本都会受到其他两个分支的尊重。
[43]英国学界已经普遍认可《人权法》第3条和第4条所规定的司法审查是英国的违宪审查，但违宪审查这个术语仅限于在这个背景下使用。此外，无论美国还是加拿大的法官都不会轻易宣布议会的立法违宪。此外，虽然美国、德国这些国家的法院有权推翻国会的法律，但这些国家的法院也已经致力于发展类似于不一致宣告的机制，即允许法院宣告法律违宪，但违宪宣告并不必然使得违宪法律无效。但是作为宪法的实践，议会已经通过制定《人权法》将重大的权力转移给了司法。
这部法律主要是规定如何解释和运用议会立法以及其他措施。进一步参见陆伟明、李蕊佚：《欧盟法在成员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直接效力和至高效力两大宪法原则为中心》，《法治论丛》2008年（第23卷）第4期，第44-49页。
信仰所有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利。这就是我们常常讨论的合宪性解释。
正因为这种制度在形式上无需触动英国的基本宪法结构，所以它才能在稳定中变革。注[25]，p. 246; D. Oliver,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0; Lord R. Cooke, The Road Ahead for the Common Law,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3: 273, 2004, p. 275; P. Joseph, Parliament,the Courts, and the Collaborative Enterprise, Kings College Law Journal 15: 321，2004; E. Palmer, Judicial Review, Socio Eco-nomic Rights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7, p. 33. [44]See H. Fenwick，同注[29]，2007, p. 162. [45]See Lord A. Lester, The Art of the Possible-Interpreting Statutes under the Human Rights Act,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663, 1998, p. 668; D. Feldman,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in E. Ellis （ed.）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Laws of Europe，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9, p. 180; V. Bogdanor, Our New Constitution,Law Quarterly Review 120: 242, 2004, p. 249, p. 259 [46]See R. v A （No.2） [2002] 1. A. C. 45; followed in R. （Hammon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2005]UKHL 69, para. 29, per Lord Bingham．上议院在这个案件中认为《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第11条第1款受一个暗含限制的约束，即必须与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相一致。
